飞机上不能不说的秘密之：飞机舱门你能打开吗？

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2页） 王弼将此章与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章进行结合，恕是比忠更高的原则。

与任何更具地方性或有限的理形成对照。（参见沟口雄三，第245页。（《庄子注·徐无鬼》） 这两例的结构十分相似，至理有极理有至极提示的都是主客关系的极致恰当状态。《庄子·应帝王》：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其后郭象注指出放之自得之场，则不治而自治也（同上），与八畛同于自得一致，均强调自得是最为本真的实现状态。

晋代人士，多据此而以理字指本体。玄学家常用至理来指称终极的道理，但其主张的终极道理却各自有别。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

即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儒家文明的建设与完成必须依赖于一批独立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具有儒家价值信仰、拥有以道易天下的经世情怀的士君子。这样，孔门儒学所倡导的一切仁义、礼乐的社会名教与圣贤、君子的个体人格均获得了一种形而上之道的依托，这正是玄学家诠释《论语》所阐发的性与天道，也是他们所建构内圣之道的本体依据。孔子是整理、诠释六经从而创立儒家学派的代表。

前者正是魏晋玄学的《论语》学代表作，后者则是宋代理学的《论语》学代表作。[[11]] 无论是玄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在理解子贡的这段话时，均提出这个相同的看法：第一，他们均认为孔子对性与天道这个涉及终极关切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体认，达到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只是理学家强调此本体是实有的理，从而回归至先秦儒学的道德精神与淑世传统，并真正完成了儒家内圣之道的形上建构。[[5]] 在先秦的思想世界、观念体系中，能够为社会礼制、个体人格提供终极依据的核心观念应该是性与天道，但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却恰恰在这一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方面没有给其后学们提供必要的论述。其次，子贡等弟子对孔子性与天道的问题不可得而闻，不是孔子不关心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孔子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深微，故而不会轻易对人说起。

理学家所诠释的《论语》，同样也是为了使圣人之道获得形而上意义的本体依据，只是他们把圣人之道归结为理或天理。[[8]]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第1页，中华书局2005年。由此可见，孔子作为三代典籍的最重要的整理者与诠释者，《论语》作为六经的传注之首，其在外在礼乐文明制度与内在个体精神人格的建构方面均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早在西汉，就出现了传莫大于《论语》[[2]]之说，也就是说，在儒家学派对六经的传、记文献之中，《论语》是最权威的经典诠释者，并且具有最重要的学术地位。

后世诸子，言性与天道多矣，其言纷纷，使人弥不识者，亦异乎夫子之言矣。【注释】 [[1]]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1717页，中华书局2002年。

[[7]] 皇侃：《论语义疏》卷一，《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4]]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公治长第五》，《儒藏》精华编，第28页。

在经学形成的先秦、秦汉时期，学者们把儒家经学体系分为经与对经的注解、诠释的传、记、注等。由于孔子奠定的儒家思想传统在关于宇宙与人的形而上的思路未能探幽寻微，为自己的思想理路找到终极的立足点，而过多地关注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上述两种《论语》学各有学术成就与特色，但又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二者均是经学中的义理派，均把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内圣之道的拓展与建构上。(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玄学 理学 论语 。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11]] 朱熹《论语精义》卷三上，《公治长第五》，《朱子全书》第7册，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论语》学史上出现的两座学术高峰是魏晋与两宋，恰好这两个时期的《论语》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关键问题上，作出的种种追问与思考，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空间，从而开拓了《论语》诠释的新局面、新高峰。正如王弼解释《论语·阳货》所说： 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

虽然《论语》学有着漫长的学术发展历史，而最引人注目的高峰却是魏晋与两宋这两个时期。[[9]] 皇侃：《论语义疏》卷一，《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第9-11页。

尤其是到了两宋以后，由于朱熹作《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的地位已经高于《五经》，而《论语》恰好是《四书》之首，故而，这个时期《论语》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10]] 宋代理学注释家谢良佐亦认为： 性与天道，夫子虽欲言之，又安得而言之，所以不可得而闻也。

本来，《论语》不过是孔子及其弟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就有关人生、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问题作出应世随感式的思考与讨论。《论语》多方面、真实地记载和描述了孔子思想与行动的历程，成为后人学习、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最重要文献。这也是他们在申诉《论语》的重要地位时所说的，《论语》之书系上以尊仰圣师，一则垂轨万代，万代之绳准。所以，无论是玄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均一致地认为，孔门弟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问题，并不是孔子不曾重点思考的问题，更不是孔子仅关注现世的政治伦理而回避形而上的终极问题。

[[14]] 理学家对夫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作了这种创造性诠释，不仅仅是使原始儒学在终极问题的薄弱之处获得了合理化的论证，同时也解决了社会名教制度与个体精神人格的最终依托问题。[[5]] 《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第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74页。

与玄学家诠释《论语》的思想旨趣与学术理路一样，理学家同样是将《论语》的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内圣之道，强调必须以内圣统摄外王。[[2]] 《汉书·扬雄传》卷五十七下，第3583页。

孔子及其《论语》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礼乐文明，使得周孔之教的儒教文明开始形成。孔子在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后也只能发出深深的感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后代注疏者也十分清楚《论语》的这一特点。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13]]玄学家将《论语》的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内圣之道，主张以内圣统外王。同样将内圣之道归结为一种形而上的本体。

[[13]] 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3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性与天道，使子贡智不足以知之，则安能语此。

孔子及其《论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三代时期以人格神为依托的宗教文化转型为以道德人文为依据的礼乐制度文明，将完全拜倒在鬼神脚下的依附性人格转型为追求仁义价值的独立性人格。[[6]]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4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魏晋的玄学注释家皇侃解释子贡不可得而闻孔子性与天道的教诲和议论时说： 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但是，孔子及其《论语》也留给后人一个重大的思想难题：无论是外在社会礼乐制度，还是内在个体精神人格，其得以建构的本源与依据是什么？本来这个问题对于三代时期的人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